记者 叶建良 摄影 陈荣辉

她的猎物，都是需要捕捉的。

  当法官敲下法槌时，似乎所有的事都已尘埃落定，但对胡红燕来说，却不是。

  当年，这个老三届体育系毕业的大学生自学法律，是因为兴趣所致；而当她从审判长再到执行局长，就注定了她的人生使命。

  不过，当猎物在可射范围内时，该一枪击毙，还是把枪口抬高一寸，这是她经常三思的事。

  可能很多人认为，“执行”不就是按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文，将腾房还款抚养赡养等与民生关系极大的事情“落地儿”。

  话虽这么说，但操作起来可不是件容易事。很多时候生硬地一枪击倒猎物，两头都不讨好――原告觉得怎么只拿回了这么点，而被告早已像被要了性命似的。

  这时候，她更像个医生。在面对如此疑难杂症时，需要她对症下药，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双方的权益。

  她必须得更细腻地去对待案子。比如，曾有起案子，被执行人消失了，也没有留下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按当时一位执行员的想法，这案子先挂起来吧。

  但她在跟一位债权人见过一面后，觉得这桩事还有空间的。她的老家在东阳，这起案子的被执行人也是东阳人。她所了解的东阳人，不少都好面子，可以从亲戚那里想想办法……果然，东阳之行后，迎刃而解。

  她的细腻，也体现在生活中。她现在手下有12名执行员，很多人都受过她的“恩惠”――在大伙忙得不可开交时，她会抽时间送上点营养品。那天，其中一个执行员就拉开了抽屉，给我看了她送的一袋奶粉，还是进口的。

  自述 我是怎么当执行局长的？

  先说一个故事：

  在一个沙滩上，潮水退去，留下了很多小鱼。

  这时有个孩子跑了过来，看到一条鱼，就捡起来扔回到海里。沙滩上小鱼很多，他捡的速度却很慢，太阳升起来了，要不了多久大部分小鱼就会干死在沙滩上。

  有人便对孩子说，你好傻啊，凭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这么多小鱼？

  孩子没有直接回答对方，继续捡鱼。只是每捡一条，他便会说，你看这条活了，这条也活了……

  故事就跟我们执行工作一样。

  我们未必能把所有的案子都执行到位，但只要有一起被执行了，对案子中的当事人来说便是100%的权益得到了维护。

  对法院来说，其实执行得怎么样，它最终决定的是法院的形象――执行工作的好坏，直接影响着法律的严肃性和审判机关的权威性，甚至直接影响到法律的公信力。

  所以，我对执行的理解，不是我们效率有多高，困难有多大，而是案结了事，老百姓满意不满意。

  它很多时候不像非黑即白那么简单，它需要更多的智慧。

  今天用几桩事，让大家来听听我是怎么当执行局长的。

  （一） 放水养鱼

  去年，我们这里有个民营电站经营出了问题。

  创办电站的人，一开始是通过民间集资的办法聚拢资金的，借钱的有300多号人。

  到了法院，官司也打了。到执行局，需要我们执行的是5000多万元的标的。

  我清楚记得，那时候我们法庭经常像超市一样热闹――借钱的人都是包中巴车过来的，包括他的家人啥的，来了三四百号人，还不像超市吗？

  当时，我就被他们用手指指点点，就差被软禁起来了，真的跟法院欠了这么多钱不还似的。

  这个案子，我们前期介入后很清楚，即便拍卖了电站的所有资产，也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――可供执行的财产变卖的话，只有标的额的六成左右。而这些钱，进入执行程序，按法律规定，这些普通债主很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。

  因为创办电站时通过抵押形式跟信用社贷过款。根据优先执行原则，也就是说本金加利息，电站的财产给了信用社，就所剩无几了。

  普通债权人人数这么多，拿不到钱会怎么样？后果可想而知。

  当着大家的面，我说了两句话，全场一下子便被镇住了，鸦雀无声：一是把信用社优先执行的后果说了；二是优先权也要让一点利，不然这事没法圆满收场。意思也就是说，你们再这么闹下去，只会打乱我们的执行思路。

  这起案子，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了掉，但已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。

  怎么做到的？我们对电站的经营状况做了评估，将一些不可能再产生效益的资产做了处理，但保留了还能赚钱的项目（该电站在湖北还有投资，生意还不错）。前者的钱已按比例还给了债权人，后者没处理是希望电站自己能缓过来继续履行还款。

  我为什么这么做？

  其实，类似的案子有很多。就拿交通事故来说，事故的发生谁都不想。

  但当机立断，一刀切执行一切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很多时候真的两头都不讨好。

  而放水养鱼这样的做法，便是执行和解，它对双方利益最大化都有好处――债权人对获得更多的利益保障有了期盼，被执行人不会因为被一棍子打死，很难再翻身。被执行人真的不是我们的敌人，给他机会的同时又给了另一方更多保障的事，我们为什么不做呢？

  当然，我们也并不是无限制地放任被执行人。这条鱼在“存活”期间的动向，我们会同步掌握，比如它又签了一个什么合同，都必须要到执行局备案――事实也证明，他们在这方面也是愿意配合的。

  （二） 我的坚持

  这是个老赖的案子。

  一个40多岁的女老板，在1997年欠下两笔合计50万元的债务后消失了。

  而且，她这一走，便是10多年。这起案子，也曾经历过四五批的执行法官，全都没有啃下来。

  此前，他们也都寻找过她的财产，但毫无所获。直至2009年，我们通过公安和工商，得知她在杭州还开有公司。

  我们当即赶了过来，冻结了她在银行的20万元存款。

  但接下来的事，出乎我们的意料――她也嗅到了我们的行动：就在第2天，她便将公司的股权办了转让手续。

  更生气的是，她还叫人打电话给我们执行员，嚣张地说：“我现在都转让了，你们还是拿我没办法的”。

  嚣张至极，我真的坐不住了。我承认，我嗓门也大起来了，跟她说这案子，我们一定会办到底。

  后来人到位了，我随即也迎来了阻力。在案件移送公安、检察，再到法院期间，她在四处活动，包括检察院和法院内部当时都有人为她说情：她债务履行了，就别再追究刑事责任了。

  这事我不干！我记得，剩下的30万元，她是在判决当天全部还上的，但她由于犯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获刑6个月。

  我为什么这么做？

  联系上久拖不还的被执行人，他们大多会问同一个问题：“如果我回来，你会不会就把我关了？”

  每次，我基本都会说，不会。甚至他们人来了，还在做最后的抵抗时，我都会把他们叫到我的办公室，当着他的面再给最后一次机会――你看你再不履行又或者不出履行的方案，我可就在拘留书上签字了。

  其实，拘留不拘留真的解决不了实质问题。这样的拘留也就15天，15天一过面临的还是执行标的怎么履行的事。

  但对这个女老板，我为什么会一再坚持入刑？我想说的，倒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执行员曾受到了不公的对待，而是她的做法太过分了。

  我必须拿她当典型老赖的案子来办――入刑，一来对她是个教训，二来也可给更多的老赖一个教训。